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？2018年，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在椅子上接受安乐死。药物注入
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？2018年，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在椅子上接受安乐死。药物注入体内30秒后，他突然睁开双眼，说出一句话，瞬间让周围的人哄堂大笑。活到104岁会是什么滋味？当所有熟悉的事物都渐渐远去，生命变成一种负担时，该怎么面对？这位科学家叫大卫·古德尔，191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，早年学植物学，1935年从伦敦帝国学院毕业。二战期间，他在英国搞烟草研究，后来移居澳大利亚，继续钻研生态学。他在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教书，专攻植物生态和统计方法，编了30卷本的《世界生态系统》系列书，还得了澳大利亚勋章。1979年从全职岗位退下来后，他没闲着，继续当荣誉研究员，一直工作到百岁高龄。古德尔一辈子热爱科学，对自然界充满好奇。他推动了不少生态评估项目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环境变化。作为一个老科学家，他活得长，本该是件自豪的事，能多学多看。可年纪大了，身体跟不上脑子。84岁那年，一场病让他意识到自己真老了。视力退化，看文件都得靠别人帮忙。90岁后，他最爱的打网球也没法玩了，驾照被吊销，只能坐公交车上班。2016年，他102岁时，伊迪斯科文大学担心他通勤安全，让他别去主校区，在家附近设个办公室。他觉得这不公平，大脑还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能继续研究？但学校坚持，他只好同意。可远离同事，研究就没那么顺了。更难受的是，朋友一个个走了，通讯录里只剩忙音。他开始觉得自己成了负担。一次在家摔倒，躺了两天才被清洁工发现，从那以后行动不便，得靠人帮忙。古德尔觉得，生活质量没了，活着没意思。他早就是国际退出组织的成员，支持安乐死，认为人该有权决定啥时候走。澳大利亚法律当时不允许，除非绝症，可他不是病重，就是老了不想活。维多利亚州刚通过法案，但还没生效，不适用于他这种情况。2018年4月4日，古德尔过完104岁生日，就决定去瑞士。那儿允许协助自杀，只要意志清醒。他先飞到法国波尔多看亲戚，然后去瑞士巴塞尔。5月9日，他在巴塞尔开新闻发布会，面对记者说，选择啥时候死是个人权利。他还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的欢乐颂，现场掌声一片。发布会后，他和家人吃最后一餐：鱼薯条和芝士蛋糕。5月10日中午，古德尔去巴塞尔永恒精神诊所。那是栋像山区小屋的楼，里面有专用于协助的房间。他坐进扶手椅，医生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。他自己转动旋钮，让戊巴比妥药物进静脉。液体注入30秒后，他闭眼，看起来睡着了。家人和医生在旁等着。突然，他睁开眼，说：“这花的时间太长了！”大家一愣，然后笑起来。说完，他又闭眼，这次真走了。整个过程几分钟，警方后来检查，一切合瑞士法律。古德尔这事传开后，澳大利亚媒体议论纷纷。西澳大利亚议会委员会加快审安乐死立法。有些人觉得，他提醒大家，老年生活质量得重视。社会该多关心高龄者，提供更多支持，让他们晚年过得有尊严。古德尔不是因为病痛，而是觉得活够了，选择结束。这在我们中国，也引发思考。我们强调尊老敬老，社区服务越来越好，但高龄老人心理需求也得注意。科学工作者像古德尔，一生贡献大，晚年该有体面生活。这事还推动国际讨论。瑞士模式让一些国家反思政策，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，坚持以人为本，注重生命价值。古德尔案例告诉我们，活得长是好事，但得活得有质量。社会发展中，得完善养老体系，让老人不孤单，不成负担。像古德尔那样的科学家，知识积累多，对生态研究有贡献，我们也能从中吸取经验，推动环境保护。回想古德尔一生，他从英国到澳大利亚，研究自然进化，对物种保护有见地。这和我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呼应。他活到104岁，见证世界变化，但最后选择离开，说明长寿不是万能，得有精神支撑。古德尔事件后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开始考虑高龄者权益。国际上，媒体报道多，推动安乐死辩论。但我们中国，注重和谐社会，鼓励老人参与社区活动，发挥余热。像古德尔，如果有更多陪伴，或许想法不同。社会得多建养老院，提供心理辅导，让老人觉得生活有盼头。
